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的封号，是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的。清王朝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并掌握确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他们的坐床和继位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和批准，这已成了历史定制。
   1940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批准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位，这就是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后，中央政府决定对西藏地方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邀请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十四世达赖接受和平谈判的建议，派出代表谈判，并于1951年5月23日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这一协议受到了西藏各界人士的赞成，达赖和班禅当时还分别致电或发表声明对协议表示拥护。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顺利进入拉萨等地，从国民党旧政权下实施了对地方政权的接收。西藏和平解放后，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实行民主改革。对于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十七条协议”，中央对这种改革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中央政府还决定，在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搞改革，其后是否改革仍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为此，他们蓄意破坏“十七条协议”，并在西藏一些地方策动武装叛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9年3月，西藏少数农奴主勾结国外势力，在拉萨发动了一场全面武装叛乱，公然提出“西藏独立”的分裂口号。在广大藏族僧俗同胞的支持和帮助下，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这场分裂祖国的叛乱。达赖也因阴谋失败而逃亡国外，并从此踏上了一条与中央政府和广大藏族同胞对抗的道路。
   达赖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曾耐心等待他的转变，一直到1964年，还保留着达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但达赖完全背弃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公开鼓吹“西藏独立”，成立“流亡政府”，制定所谓“西藏国宪法”；组建叛乱武装，多次在西藏制造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他还不惜败坏藏传佛教的名声，与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和法轮功邪教来往密切。综观达赖逃亡40多年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重新把广大的西藏人民沦为农奴，使西藏与祖国分离。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接待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以往的接触中，达赖一直在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近来，达赖又提出可以不要求“西藏独立”，但要求西藏要“高度自治”、以对待港澳台的办法，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甚至提出以“全民公决”方式决定西藏前途等论调，从未正式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的地位早已为历史所确定，为西藏人民所选择，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之所以流亡40年不回中国，之所以迟迟不与中央政府坐下来谈判，就在于他始终不愿放弃重新统治西藏、“西藏独立”的幻想。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双方20多年的接触过程中，达赖喇嘛在不断调整他的策略，当认为局势对他不利时，就要求谈判；当认为局势对他有利时，就中断接触；即使在接触的过程中，也从没有停止过分裂活动。达赖喇嘛毫无同中央政府谈判的诚意，而是利用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在国际上为“西藏独立”造舆论。接触商谈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责任完全在于达赖方面。
   上述事实说明，达赖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达赖喇嘛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