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拉萨５月２２日电（记者刘刚边巴次仁白旭德吉）清晨，阳光照耀在雄伟的布达拉宫上。红山脚下，身穿藏袍的人们摇着转经筒缓缓而行，口中念诵佛号；也有虔诚的信徒俯身叩拜，紧紧贴地之后再站起，在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这是拉萨极平常的一天，同时雪域高原又在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６０年前的５月２３日，不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西方的评价中，都成为西藏命运的分水岭。
１９５１年的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包括西藏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签订这一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
今年77岁的藏族老人赤列顿珠在1951年时还是拉萨贵族龙夏家的朗生（奴隶），西藏民主改革后成为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职工，平生第一次拿到了工资。他是西藏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之一（5月6日摄）。
《十七条协议》开宗明义指出，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它同时清晰地表明，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当年还是农奴的赤列顿珠在给他的贵族主人收拾房间时，看到了印有《十七条协议》内容的小册子。赤列顿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百万农奴中个别识得一些字的人。
“真是特别的高兴，”８０岁的赤列顿珠回忆道，“那时候想着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翻身自由了。”
这位经常要一天为主人干１０小时活也吃不上一顿饭的农奴没有想到，“翻身和自由”还要等待８年，而要过上现在的幸福生活仍要面对种种曲折，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
夜晚布达拉宫广场上的灯光喷泉（5月8日摄）。
“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对于赤列顿珠来说，第一次有了“解放”这个概念，是在１９５０年年末的时候。这一年的１０月１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揭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序幕。
这是解放军进军西藏过程中被迫进行的唯一一次战役。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英、美等国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派兵抗阻解放军入藏。英国特务不仅设计了作战方案，还唆使毒杀了前往拉萨呼吁和谈的格达活佛。被解放军在昌都俘获的英国特务福特对此供认不讳。
当时，农奴和奴隶占西藏人口的９５％，占人口约５％的农奴主不仅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和农业生产工具，还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任意对农奴施予挖眼、割耳、剁手等酷刑，乃至杀戮他们。
后来，赤列顿珠又听说了昌都的农奴解放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让他“特别期待那些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昌都解放后，年仅１６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由于惧怕解放军西进，他和西藏政府的主要官员出走边境亚东。但他逐渐听取了主和派的建议，在１９５１年１月致信中央，报告他的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也复电，祝贺他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和谈。２月，达赖喇嘛决定派全权代表赴京谈判。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从北京辗转经印度来到亚东，递交协议文本和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信函，传达和平谈判经过。此后不久，达赖喇嘛启程返回拉萨。
这一年的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同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对于常年生活在封闭高原的藏族民众来说，解放军是陌生的，甚至还有些让人恐惧。时至今日，７６岁的次旦多吉仍记得当年的感受：“解放军还没来的时候，有可怕的传言。后来真的见到了，根本不是，对小孩子很和蔼，给我们吃糖果啊、饼干啊。”
令赤列顿珠惊讶的是，这支陌生的军队并没有像以前的军队那样到处抢粮食。“解放军自己开垦荒地种粮食吃。”他说，粮食种子则是高价从贵族们那里买的。比如青稞、豌豆等种子市场价２５个藏钱（约１角钱）１卡鲁（约２８斤），他们就给８０个藏钱。直至今天，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仍是拉萨居民的主要“菜篮子”基地。
然而在同样也已年逾古稀的达赖喇嘛口中，当年他曾经拥护的“解放”如今却变成了“入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成了“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这样的说辞正是很长时期以来某些西方人士经常重复着的。
认真考证“西藏独立”这一说法的由来，不难发现它确实和“入侵”有着渊源。只不过，真正的入侵者来自西方。
１６００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逐渐使印度沦为其殖民地及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并与沙皇俄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展开争夺。
１８８８年春，英军发动首次侵藏战争，西藏地方武装展开英勇抵抗，遭到英军杀戮。
１９０３年底，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面对３０００名装备精良的敌人，只有火药枪和刀矛的西藏军民在顽强抵抗数月之后失利。１９０４年８月，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英军迫使留守官员签署了《拉萨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藏向英国赔款和开放商埠、英军在亚东驻军等。这次战争中，英军屠杀了四五千名藏胞，焚烧劫掠了许多喇嘛寺庙。
“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想把西藏分裂出去，才有了所谓的‘西藏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说。
英国还在１９１３年策划了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姆拉会议，并在会上制订了非法攫取中国领土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
百多年来，西方的分裂企图最后都失败了。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夏格巴撰写、在西方颇有些市场的《西藏政治史》中，称“西藏一直是独立国家”。但即便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含恨割地赔款的岁月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所谓的“西藏独立”，迄今世界上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存在一个“西藏国”。
严肃的学者们指出，西藏在１３世纪的元朝就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西藏的政教首领接受中央政府的封赐。记者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了元、明、清皇帝和朝廷赐给西藏各级政教首领人物的大量印信、册文、敕封等文物。
学者喜饶尼玛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定居居民、固定领土、政权组织和主权四个要素，才能成为国家，“首先关键的主权要素，正是西藏地方所不具备的。解放前的西藏地方，没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尤其是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自称为“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来说，可能像他“遗忘”了曾经拥护过的解放一样，也忘掉了当年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拨出了４０万元作为他坐床大典的经费，并派出大员主持仪式，查看并认定转世灵童；忘掉了他坐床大典６年后，也就是１９４６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１０人，班禅堪布会议厅派出６人参加“制宪国大”；他或许也遗忘了，１９４７年夏格巴“商务代表团”出访，遇到护照、签证问题和所需的外汇问题，就无法独立解决，还是得去找南京国民政府，而在访问中，各国政府均一律安排由中国使馆人员陪同该团活动。
１９５４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西藏活佛。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１９５１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但对赤列顿珠来说，这一段时间除了思想上的改变，他的农奴身份依旧，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一直要等到１９５９年。
这年３月，在经历了一场由西藏少数上层分裂人士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抗拒民主改革的叛乱之后，达赖喇嘛离开了他所说的“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踏上了流亡海外的路程。“树根已经被拔了，树枝也活不成了。”得知这一消息的赤列顿珠这样想。
解放军平息了叛乱。多少年的封建农奴制轰然崩塌。１０多天后，赤列顿珠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自由。“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他说。
很快他就在拉萨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第一个月领到了１８元的工资。“我买了进口的饼干和糖果给老婆孩子吃，这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他说。
赤列顿珠的贵族主人因为没有参与叛乱，只参加了三天的集中学习就回家了，后来被安排在自治区佛教协会工作。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两人还相遇过一次，曾经的主人对他说：“我现在过得不错。”
１９５９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权利。１９６１年，西藏各地开始普选。从那时起，赤列顿珠每隔几年都会到所在的地区投下一票。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西藏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在山南乃东县曲德贡乡热木纳村，村民们要选举村委会副主任。与内地大多数村庄不一样的是，选举现场没有投票箱。三位候选人都是村民所熟悉的邻居，他们每个人做完简短的发言后，一二百名村民依次上前向他们认可的候选人献上哈达，谁得到的哈达最多，谁就当选。
在很多地方，村民非常重视选举，以至于竞选村干部需要很多轮。几年前，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柳梧乡，两名村干部候选人在三轮投票中打成平手。最后他们又重新陈述后再投票，这才完成了选举。
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藏族公民。西藏自治区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也均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约占７８％。
“这里变化很大，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因此可以说，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从６０年前的那一天开始的。但是，关于这些变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如，达赖喇嘛１９８７年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说，“在过去数十年里，西藏惨遭浩劫，１００多万藏胞，即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至少还有１００多万藏胞在集中营里受难。”
达赖喇嘛可能也遗忘了他在拉萨时西藏人口有多少了。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１９５３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地方政府申报人口为１００万。
根据今年最新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西藏的常住人口已突破３００万，其中，藏族人口占９０．４８％，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１．３５％，汉族人口占８．１７％。
众所周知的是，为缓解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经济社会压力，中国长期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１９８４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西藏地区实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藏族公职人员和城镇居民中，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反对和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堕胎……而对占全区总人口９２％的藏族干部职工以及农牧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不限制生育的胎数。这样的决定，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
４０岁的雪嘎是４个孩子的母亲，２０岁的大女儿已经成家。她的前三个孩子都是在家生产的，但生第三个孩子时出现了状况，幸好及时找到村医才脱离危险。
雪嘎的第四个孩子是在当雄县医院生的。“感觉特别好，有３０块钱的奖励，还给孩子发衣服。”她说。这是当地为了鼓励农牧民到医院生孩子而实施的措施之一。
雪嘎打算陪她怀孕的大女儿去医院生产，“现在年轻人都到医院去生，安全。”
数据显示，西藏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西藏人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３５．５岁提高到６７岁。孕产妇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初期的５０００／１０万人下降到１７４．７８／１０万人。
雪嘎的家境不错，家里有上千头羊和１５０头牛。前年贷款买了辆东风牌卡车跑运输，还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家用，年收入约１０万元。她告诉记者：“村里一共有９户人家，有两三家都和我家差不多。”
赤列顿珠老人从合作社退休后，一直住在位于拉萨市郊的一栋旧平房里，看护边上的合作社仓库。４个月前，老人搬进了拉萨市的安居房，三室一厅，还有一个经堂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大约１００平方米。
赤列顿珠的老家在日喀则的谢通门县荣玛乡陇厦村。和平解放前，赤列顿珠也回过老家，那时从拉萨到日喀则要七八天，从日喀则到老家还要两天。现在拉萨到日喀则坐汽车只要４个多小时，再坐４０分钟车就到老家了。“听说现在正在修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等修好后我一定要坐一次火车回去”。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修建公路和机场以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举世瞩目的就是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青藏铁路的通车。这条耗资３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天路”把北京到拉萨的陆路交通时间缩短为４０多个小时。
通车一周年后，达赖喇嘛在印度一个宗教集会上表示，青藏铁路是对西藏的“第二次侵略”。
但是对于青海玉树的藏族小伙子嘎玛赤列来讲，青藏铁路实现了他的朝圣梦想。“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拉萨朝拜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他坐着火车携全家１２人赴拉萨朝佛，其中包括他７３岁的奶奶和３岁的儿子。
拉萨农民洛桑次仁认为，“火车带来了更多的游客，这里变化很大，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他开出租车每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是过去务农收入的三四倍。
根据青藏铁路公司最新数据，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青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２３００万人次，发送货物１．２亿吨。五年间，西藏ＧＤＰ由２９０多亿元增长到了５００多亿元，人们认为，青藏铁路拉动作用明显。
青藏铁路再次缩短了西藏人与外部世界的距离。对于不少孩子来讲，去远方读书不再是梦想。
当雄县纳木错乡的９岁女孩曲措说，她想去内地上大学，“那里能够开阔眼界，”她说。她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老师，让更多的孩子学到知识。
１９５１年，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知识基本上被寺院垄断，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２％，文盲率为９５％。目前，西藏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９９．２％，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１．２％。
达赖喇嘛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文化大屠杀”，导致西藏“文化灭绝”、“佛教毁灭”。
但数据显示，目前西藏共有１７００多处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４．６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雪顿节等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学校放假的时候，曲措都要跟着家人到几百公里外的拉萨去朝佛。他们在那儿要呆上半个月，去到各大寺庙。“我会在释迦牟尼面前祈祷，让他保佑我把学校的功课做好。”她说。在她的家中，记者看到了经堂，墙上挂着多位活佛的照片。
６０年来，中央政府累计投资１０亿多元，用于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文物维修。西藏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藏戏等６１个文化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５３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米纳羌博是西藏最古老的舞蹈形式之一，人们用它来庆祝丰收。林芝县达孜乡村民尼玛次仁说，因为传统习惯，米纳羌博在达孜乡每隔１２年才会大规模表演一次，“没有更多的表演机会，舞蹈可能失传”。
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尼玛次仁和村里的十几个小伙子每天晚上在一家民俗文化村表演米纳羌博。“这样使米纳羌博有了更好的传承机会。”
“我是不会答应西藏分裂出去的”
玉麦乡，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境线上，是中国人口最少的行政乡。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７年，已故乡长桑杰曲巴和两个女儿－－现任乡长卓嘎和妹妹央宗－－是这里仅有的一户人家。
卓嘎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前对她说的一席话：“如果我们走了，中国的这块地盘就没有人了。”这个乡的面积有１９８７平方公里。
１９８３年，政府为改善桑杰曲巴一家人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搬到山外条件较好的曲松村。但是在曲松只住了三个月，桑杰曲巴又带着家人回到玉麦乡。
如今，这里的人口从１户３人增加到了８户３２人。从１９９９年起，玉麦乡开始在一些重要日子举行升国旗仪式。
“留在这里就是在守卫我们的国土。”副乡长兼医生扎西罗布说。
而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附的却是一张名为“西藏及其邻国”的地图，清楚地标明，西藏的“邻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内蒙古”等。而“满州”、“台湾”也成为了“独立国家”。
在叛逃后的５０多年里，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被指责策动并幕后主使了一系列分裂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萨先后发生数次较大的骚乱，煽动者们高呼：“佛爷（指达赖）说了，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为了西藏独立，死了可以马上转世，谁不支持独立，活佛不会饶过他，只能下地狱。”“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我们都要跟着干，谁要不上街游行就砸谁的家”。
对于这样一个搞民族分裂的人物，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挽救的机会，希望他迷途知返。即使达赖１９５９年叛逃国外，他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头衔还一直保留到１９６４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从错误道路上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开始了跟他的接触商谈。
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
“达赖喇嘛缺乏起码的诚意。”参与了最近１０次与达赖方面接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这样表示。
也就是在１９８９年，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贝尔·奥尔维克曾表示，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而诺贝尔委员会副主席德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声明：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为了帮助达赖喇嘛得到拯救他的人民的巨大权力。”
但是，历史记录下来了这样的场面：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中，一位名叫洛桑山丹的藏族人——也就是达赖要“拯救”的人，在暴徒施暴最为激烈的时刻，不顾家人的安危打开大门，救助了１０６名汉族和回族群众，其中包括２０名妇女和６名婴儿。
在那个夜晚，洛桑山丹一夜没有合眼。他和弟弟轮流在家门口守护被救人员，并拿出自己孩子喝的奶粉给６名被救婴儿喝，还为受伤的群众包扎了伤口。
赤列顿珠老人在家附近的琉璃工厂大门上挂起了哈达，使得这家汉族同胞经营的工厂免遭冲击。他还告诫自己的家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去参与这些不和谐的活动。
“像我这样受过那种苦（农奴制）的人，是不会答应西藏分裂出去的。”他说。
“为什么我们西藏人就要生活在‘博物馆’里呢？”
家住纳木错的曲措现在的课程安排是每天有藏文和数学课，隔天有语文课，周一周二有英语课，每周还有一堂电脑课。
小姑娘说她长大后想教学生语文，“因为这里的很多人只会说藏语，我想教他们说汉语，”她说，“内地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我很想去看看。”
达赖喇嘛和一些西方人士对此会作何感想呢？在他们看来，推行汉语教育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而西藏的开放将导致汉族移民大量涌入，最终将“淹没”西藏独特的文化。但由此是否可以得出每周两天上英语课也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这一结论呢？
２０１０年，有６８５万人次的国内外旅游者到访西藏，人们被西藏独有的文化符号——唐卡、藏餐、藏戏、藏医、音乐等吸引，也将这些元素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拥有几亿观众的央视综艺节目“星光大道”上，年轻的藏族歌手三木科、云丹久美获了奖，另一位藏族歌手旺姆还击败大批的竞争者，夺得了２００９年度的总冠军。他们表演的主要是藏族的传统歌舞。
北京和上海的书店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集的汉文译本被摆在畅销书的显眼位置，关于他的传记至少已有６个版本。以他诗歌中的人物命名的藏式餐吧“玛吉阿米”在北京有两家店，不仅藏族人，而且很多汉族人和外国人，来到由唐卡、转经筒和藏式壁画装饰的这家店里吃糌粑、喝酥油茶。
北京、上海乃至国外的知名品牌已进入了拉萨的寻常巷陌。在距离布达拉宫不到一公里的北京东路上就有二十余家ＯＮＬＹ、百丽这样的品牌店。伴着ＧＲＯＯＶ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这样的欧美流行音乐，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走进去，然后满载而归。
在拉萨市场上，早已有了速溶的酥油茶饮品，以适应年轻人快节奏生活；跋山涉水去拉萨朝佛的人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用于晚上照明；科研部门开发了新型帐篷、便携式太阳能电视机，让牧民在保持游牧生活传统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网络上，传播藏传佛教的博客、网站、微博比比皆是。
“吃得太好”现在也成了一些西藏人需要注意的问题。为了预防和治疗脂肪肝、高血脂等“富贵病”，越来越多的西藏人重视锻炼和饮食规律。拉萨市民多吉得了脂肪肝之后，现在每天早上坚持在布达拉宫下面跑３０００米，然后回家洗个澡再上班。
由于青稞制成的糌粑富含β－葡聚糖，具有降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肠道和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功能，于是一些藏族人开始回归传统，将糌粑等传统藏族食物作为主食。
拉萨市民罗布现在早餐和晚上吃的都是糌粑。“虽然味道有点单一，但是为了健康，必须管住自己的嘴巴。”
２０１０年，拉萨牌啤酒销售额近４亿元，主要在自治区内销售，按照西藏３００万人口算，人均消费拉萨啤酒近１４０元。这还不包括嘉士伯、百威、青岛等其他品牌在西藏的销量。
在这个ｉＰｈｏｎｅ已经开始流行的地方，藏语言同样面临大量新词外来词如何表达的难题，传统民居使用的精美木雕正在被塑料制品替代，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发愁找不到好的传承人，一些年轻人浮躁不好好学。
但最大的难题，还是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西藏仍然是中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虽然，拉萨城里的小汽车数量每天以７５辆的速度增长，但是，在位于农牧区的曲措小姑娘的家里，也只是去年才通上交流电，她还住着１３年前盖的土坯房。
２０１０年，西藏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４１３８元。这与“十一五”末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５９１９元还有相当差距。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所长仲布·次仁多杰认为，西藏需要进行“跨越式”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光西藏，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有如何协调的问题。西藏的发展要有现代思维，包括要考虑如何接受科技。
在一次回答法国学生的提问时，仲布说：“你们法国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西藏人就要生活在‘博物馆’里呢？”（参与采写：觉果、于嘉、裘立华、周岩、赵新兵、袁晔、傅双琪、姬少亭、仇琳、王若遥、胡星）